资金主要用于发展农业生产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。

如果在市场交易中有人欺行霸市，囤积居奇，缺斤短两，或假冒伪劣，显然有违公平原则，也是非正义的。按照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的一项研究，收入最高的20%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%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，中国是 11.37倍，远远高于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的 5.52倍和菲律宾的9.11倍。

就此而言，与其强调平等与效率之间存在某种两难选择，或言平等有减损效率的一面，倒不如反过来说，因为社会收入的极度不平等会破坏效率，应该在制度安排上做些文章，尽可能地做到机会均等，并使富人不能无限制的任意聚敛社会财富，并尽可能的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，以实现社会收入分配尽可能平等的经济增长，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和长期效率。概言之，在当今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，并不完全是市场自发竞争的结果，而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深陷在市场中，不但着掌控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，而且直接参与、干预和操控市场运行的现行制度安排有关。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，收入分配差距在急剧拉大。这个词有时亦被翻译为公正。因为，就市场经济体制而言，公平与效率，更本就不矛盾。

《福布斯》由此得出结论称，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之一。也许林行止先生今天还仍然能同意奥肯的这些论断？2008-7-27谨识于沪上复旦园本文《瞭望·东方周刊》2008年第40－41期第86－87页） 进入 韦森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收入分配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。因此一切"费改税"的初衷，就在于祛除纳税人身上不合理的额外负担，同时也寄托着国家机构精简、优化政府财政制度的希望。

农民工丢了工作，不得不提早返乡，甚至仅四川一省就多达28万人，然而大家对此都很接受，仿佛本该如此。这二者之间，正是这样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，不能不察。据交通运输部一位高层介绍，粗略计算，燃油税改革后可能会造成近15万相关就业人员需要安置。而我国未竟之"费改税"进程，如果没有与行政体制改革进行配套进行，也将变得手足无措。

这提示出，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与意志，所谓纳税人权利将只能是一种虚构这二者之间，正是这样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，不能不察。

然而燃油税改革尚未施行，相关部门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妥善安置这些"失业者"，不仅意味着纳税人将多缴纳一部分税款，而且意味着尽管有数项收费项目取消了，但纳税人必须奉养的人数并没有减少，使"费改税"变得换汤不换药。纳税人多一个奉养对象，就意味着少一分应享的公共服务，其应得之权利就少了一分。据交通运输部一位高层介绍，粗略计算，燃油税改革后可能会造成近15万相关就业人员需要安置。为什么企业职工、农民工下得岗，吃皇粮的人下不得？众多网民在网上发问，并且呼吁:让他们堂堂正正地下岗吧。

而在我看来，这其中真正的问题，不是非要让谁下岗谁上岗的问题，因为如果可能，我宁愿这个世界上没有失业者，而是一个关乎纳税人权利的重大问题。那种以行政强制手段，依靠用纳税人的钱建成的公共道路的收费，更是如此。众所周知，在民主的公共财政体系中，收费原本不是一种合理的财政手段。一则为《成都商报》报道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正在加深和蔓延，仅在劳务输出大省四川，截至11月18日，受金融危机企业倒闭或减员影响返乡的农民工已达28万余人。

如果说税收是一种关乎公民权利与民主财政的美好想象，那么收费则凝结为行政权力与部门利益的巨大现实。农民工丢了工作，不得不提早返乡，甚至仅四川一省就多达28万人，然而大家对此都很接受，仿佛本该如此。

但那些吃皇粮的交通收费征稽人员，因燃油税改革丢了工作，尽管全国人数不过15万，却让有些人紧张得不行，于是如何妥善安置他们也成了改革方案的一部分，同样仿佛本该如此。12月7日两则新闻相映成趣。

另一则为《京华时报》报道，燃油税改革后，将取消养路费、公路运输管理费等六项收费，这将影响到大批相关人员就业。而我国未竟之"费改税"进程，如果没有与行政体制改革进行配套进行，也将变得手足无措。就此说来，国家对交通收费征稽人员的"包养"，只能表明在"税收"想象与"收费"现实的利益博弈中，理想主义的巨大退步与妥协。作者系资深评论员 原题:一次税收理想主义的巨大让步2008年12月08日《珠江晚报》 进入专题： 燃油税改革 。这提示出，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与意志，所谓纳税人权利将只能是一种虚构。这也足以理解何以有部门曾经婉转表示燃油税不是简单地"费改税"了——它的确不简单。

因此一切"费改税"的初衷，就在于祛除纳税人身上不合理的额外负担，同时也寄托着国家机构精简、优化政府财政制度的希望。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，15万征费人员是由于"费改税"而暂时失业。

根据前天发改委、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《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》，国家将妥善安置交通收费征稽人员政府这样一种惊慌失措的程度，连我这样做了20年经济观察的人都感觉到，政府的这种状态前所未有。

底线何存？《财经文摘》：中国社会对经济的承受能力到底是多少？您认为警戒线在哪？袁剑：这个所谓的警戒线应该是社会所能承受的最低的一个经济增长速度。可是迄今为止，并没有发现政府有这样一个思路。

两个月前，还有人说我们没有受到美国影响。这个万亿计划效果不会太好。为什么会导致盲目的疯狂产能扩张呢？主要是政府鼓励导致的大量投资，投资最能拉动GDP，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最危险的因素就是政府在经济中该如何作为。主要还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内部因素造成的，中国经济主要是以前虚高，冲得太快。

如果影响到这一层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，那种情况会是你们80后一代人没有见过的。《财经文摘》：现在中国经济中存在哪些危险因素？袁剑：危险因素太多了。

其他间接的因素还有，外向型导向的经济模式，外资一有风吹草动，我们就要受到影响。政府：祸首？《财经文摘》：您在《大裂变来了？》一文中写道：我们现在正在为过去30年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。

《财经文摘》：如果经济一旦突破了警戒线，那么必然会造成不可想象的恶果。依据我的判断，这个所谓的警戒线越来越高。

外部经济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。但你现在再看，国内已经惊慌到什么程度了。第二，靠投资拉动经济绝对是有问题的，国内投资率已经非常高了，还要继续投资。我认为现在应该致力于拉动消费，在消费端解决问题。

美国的新兴产业带动该国经济增长了10多年。这样一个速度鬼才知道它，鬼才知道我们社会到底能承受多少。

第二个层面要从政治上来谈。90年代以后，日本经济增长基本上是1％或是零增长，这一段时间被称为失去的10年。

工厂大量倒闭、工人纷纷失业，而这种情况是发生在经济增长率为10％的情况下，就很有理由让我们怀疑这个警戒线已经大大提高了。中国经济失速会成为导火线，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事件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。